胡灵太后与北魏晚期佛教

2019-10-02 作者:历史 / 中国史   |   浏览(92)

佛教传来中国,始于汉代。但在汉魏之际,佛教只是作为神仙、方术一类的东西,被宫廷和一些上层贵族祭祀,在社会上并没有多大影响。除了来自印度和西域 的僧人以外,汉人出家者极少。及至魏晋,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佛教的教义、思想逐渐被介绍过来,同时由于魏晋玄学的兴起,大乘佛教般若思想与魏晋玄学相结 合,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士大夫和文人学士中间佛教开始流行起来。 公元386年,拓跋硅即代王位,接着改国号称魏,389年定都平城,即魏皇帝位,正式开创了北魏王朝。拓跋硅凭借武力先后攻取晋阳、中山、邺等地,及至其孙太武帝 拓跋焘于436年和439年分别灭了北燕和北凉,北方中国基本上被统一。在北魏皇朝统治的一个多世纪中,北方中国的佛教得到了惊人迅速的发展。据《魏书・ 释老志》记载,北魏孝文帝时,全国有寺院六千多所,僧尼七万七千多。到了北魏末期,全国已有寺院三万有余,僧尼共二百万了。 北魏佛教如此兴盛,发展如此迅速,这是与北魏国家政权的有力支持分不开的,而北魏佛教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国家政治的色彩。由国家政权建立各级僧官机构,任命各级僧官,通过各级僧官直接控制全国的佛教徒。 早在北魏建国之初,就开官设置僧官了。北魏管理僧务的机关,初名监福曹,后改称昭玄寺。昭玄寺备有官属,以断僧务。此外,各州、镇、郡设有维那、上座、寺主等各级僧官。这些中央和地方各级僧官和管理僧务的机构,组成了一个遍及全国的完整的僧官系统。 僧尼出家,要得到批准,才能具有僧尼资格。这一批准权,主要由朝廷控制。

胡灵太后与北魏晚期佛教杨富学 朱悦梅2004-06-29 10:50:28 阅读 1372 次作者提供(原刊《少林文化研究论文集》,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年) 胡灵太后,安定临泾人,是北魏晚期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的人物。她“临朝听政”达十三年之久,“位总机要,手握王爵”[①],在北魏晚期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她大力推行佛教,使北魏晚期佛教盛极一时,洛阳龙门石窟的营建也于她统治时期达到高潮,其故乡甘肃陇东,也在她的支持下兴建了许多石窟。胡灵太后之崇佛,历代文献多有记载,近年发现的的考古资料,又可为史书的记载提供佐证和补充,为探讨胡灵太后与北魏晚期佛教的关系提供了许多新证据。本文拟以这些资料为依据,较为全面地论述胡灵太后的佛事活动及其影响。 一、胡灵太后之崇佛 宣武帝时,胡氏即以生太子元诩(魏孝明帝,515~528年在位)而进为充华嫔。其地位虽不高,但深受皇帝宠爱,作为皇太子的生母,身份自然非同一般。在宣武帝去世,子元诩登极之初,便被尊为皇太妃,进而再尊为皇太后,地位猛升。“临朝听政,犹称殿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②],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亲览万机,手笔决断。”[③]恒大彩票登录,胡灵太后家族素崇佛教,各种史乘不乏记载。如其父胡国珍兄胡真生有四男,其中,一男名僧洗[④],另一男名虔字僧敬[⑤]。不难看出其敬佛心态。胡国珍的妹妹曾出家为尼,好谈佛事,精通佛理,是洛阳城内著名的尼姑,常出入禁中,为皇后、嫔妃及公主、贵夫人等讲经布法。天长日久,耳濡目染,胡灵太后渐渐喜爱上了佛理,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⑥]。胡国珍,“年虽笃老,而雅敬佛法时事洁斋,自强礼拜。”[⑦] 故其去世时,胡灵太后下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魏书·胡国珍传》、《洛阳伽蓝记》中对胡灵太后崇佛及其为父母立寺祈福事的记载更是不一而足。胡灵太后一生尊崇佛教,在其执政之初,即以于洛阳大兴佛事为务,在北距宫城前门仅一里之隔的中心地带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永宁寺。开工之日,胡灵太后亲率文武群臣“表基立刹”,表现了她对修造该寺的极为重视。从有关资料的记载可以知道,在永宁寺的周围筑有围墙,墙上有木椽,椽上有瓦覆盖,这和当时皇宫的宫墙完全一样。寺院的东、西、南、北四面各有庙门一座。永宁寺的范围比今天的白马寺还要大三分之二以上,内有僧房楼观达一千多间。在寺院中心建有极为辉煌壮观的9级木塔,均用木制,高90丈,佛塔上有柱,高10丈,共100丈。[⑧]要比举世闻名的山西应县木塔高出一倍。上有金宝瓶,能容25石。宝瓶下有承露盘30重,周围悬有金铃铎,大小如坛子,上下共有120个。[⑨] 规模如此宏大的寺庙,如此高大的木塔,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此外,她还主持建造了景明寺七级佛图[⑩]、冲觉寺五级佛图等。[11]为了弘扬佛法,她又于神龟元年派遣崇立寺沙门惠生、敦煌人宋云入印度求取真经。正光元年冬,还京师,得经论117部,行于世[12]。太后如此笃信佛法,“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时间,京城内外,全国各地,遍地修建寺院,善男信女纷纷出嫁为僧为尼。据统计,北魏肃宗神龟元年,洛阳城内有佛寺500所[13];到孝武帝永熙三年,竟激增到1367所。[14]16年间,僧寺增加,超过一倍,可见当时佛教泛滥之状。各州郡佛寺,更是遍地开花,此时已有30000多所,僧尼达200万人。[15]胡灵太后之佞佛,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恐慌与不安,纷纷向其谏言,俾便认清大兴佛法之危害。如延昌末年,主簿李玚就曾上书陈言当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之情状,并措辞激烈地斥佛教为“鬼教”,激怒了沙门统僧暹等,哭诉于太后,罚玚金一两。[16]神龟二年八月,胡灵太后率群臣临幸永宁寺,兴致很高,亲自登上九层佛图。回朝后,催光上《谏灵太后登永宁寺九层佛图表》,谏太后身为人主,不可轻举妄动,否则上行下效,无法制止。[17]九月,胡灵太后临幸嵩岳,催光又上表谏之,规其不可扰民。[18]张普惠也上书谏胡灵太后不可过于崇信佛教,不可临幸京师近郊佛庙。[19]对胡灵太后大兴佛寺事,李崇上《灭佛寺功材以修学校表》,建议“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工,并减瑶光瓦材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以其资来兴办学校。[20]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也上奏称:“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侵夺民田,广占田宅。”应加以限制。[21]对于这些谏言,胡灵太后虽然准奏,但佛教泛滥现象并未因此而减。到北魏末年,所在编户之民相与入道,假借沙门,逃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有佛法以来,未曾有过。这就与当政的胡太后笃信佛法,提倡佛教,大兴寺庙分不开的。胡太后从内心深处便不想禁止佛法的繁盛,故虽屡下诏令,仍无改观。 二、胡灵太后与龙门石窟的营建 胡氏家族还在洛阳的龙门石窟中大兴法事,开凿石窟,在古阳洞南壁、西山老龙窝、西山莲花洞北壁和西山火烧洞中迄今都还可见到与胡灵太后及其家族有关的题记,惜尚未引起学界应有的注意。[22]今移录如下:1. 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造像记(今残,题记框高46厘米,宽17厘米): 正光三年九月九日,比丘慧畅仰为皇帝、太后、师僧、父母、兄弟、姊妹一切众生,敬造弥勒一铺,悉 皆同时成佛。 2.龙门西山莲花洞北壁西端上层有题记: 中明寺比丘尼道扬、道积、道保,依方峙行道愿造贤劫千佛,但愿司空皇甫度及陈夫、兄夫贵鉴夫人、柳夫人诸贵人等、北海王妃樊,仰为皇帝陛下、皇太后、旷劫诸师、七世父母、所生父母、见在眷属,十方法界、天道众生,生生世世,侍玄劫千佛、发善恶心,弥勒三会,愿登初首,一时成佛。 大魏孝昌元年八月十三日记。 3.龙门石窟西山老龙窝,北魏邑义为胡灵太后造像题记(高48厘米,宽36厘米): 正光五年十一月廿五日,道俗廿八人共造像一区,上为皇帝陛下、皇太后,下为法界苍生,离苦得乐,□迳攸保,愿众 生 同登正觉。都 维 那刘景和、邑 子显宝、邑 子李崇启、邑 子显叶、邑 子赵洪始、邑子史兴宗、张匡。亶 4.龙门石窟西山,火烧洞西壁南段有北魏清河王元亶妃胡智及其子元善见等人造像记:[23] □ □年七月十□ 日,清信女佛弟子 清 河王妃胡智,敬造释迦像一区,愿国祚无疆,四海安宁,离 苦常乐。弟 子元善见侍佛。弟 子元敬孙侍佛。弟 子□仲华侍佛。 洛阳龙门石窟的营建也是在这一时期进入高潮的。龙门石窟始凿于太和十七年[24],景明初,著名的龙门三窟(即为孝文帝、文昭皇太后和世宗而建的三个洞窟)开始动议建造,到正光三年,在胡灵太后的支持下才得以基本完成。[25]期间,胡灵太后于熙平二年亲率文武群臣临幸龙门石窟,以示她对佛之虔诚和对石窟营造事业的重视。在胡灵太后执政的短短十余年间,龙门石窟涌现出一大批中小型窟龛,如龙骧将军洞、来思九洞、弥勒北一洞、弥勒北二洞、地花洞、六狮洞等。药方洞和唐字洞也开凿在此时,只是未竣工而已。这是龙门开窟造像的盛期,也是龙门石窟史上的第一个造像高潮。[26] 三、胡灵太后与陇东石窟的营建 胡灵太后在洛阳大兴佛事,于史有载。推而论之,她在故乡陇东也应有所举动,况且其父“雅敬佛教”,而她又非常孝顺父母。 陇东地区石窟众多,至少有三十余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魏晚期奚康生主持开凿的庆阳北石窟寺和泾川南石窟寺。 北魏后期,陇东一带农民起义频频发生,其频繁程度超过了中原其它地区。太平真君七年,安定卢水胡人刘超等聚万众起义,响应关中以盖吴为首的胡、汉、羌、氐等族的起义。延兴元年,泾州民张羌郎发动起义。正始三年,秦州屠各胡人王智率民暴动,推举吕苟儿为主,以建明为年号,发展到10万人。泾州人陈瞻又率众响应。这次起义遭到了北魏大将元硕的镇压。 但事过刚三年,即永平二年正月,泾州沙门刘慧汪又聚众造反,秦州沙门刘光秀率众响应。这次起义规模很大,震撼了北魏王朝,但遭到了北魏战功显赫的奚康生的镇压。 奚康生,河南洛阳人,素信佛教,处处表现出对佛的虔诚。史载: 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27] 509年,在镇压了刘慧汪、刘光秀暴动之后,奚康生被任命为泾州刺史。他所到之处,都以大兴佛教事业为务,曾动用全泾州的人力和财力,开创了规模宏大的北石窟寺和南石窟寺。其开凿活动可见于南、北石窟寺碑刻记载,如北石窟寺165窟内有一块宋碑,虽已很残,但仍可辨出如下之字: ……□泾州节度使奚侯创置□历景□□……□屡经残毁。 泾川发现的北魏《南石窟寺之碑》末尾则有着更为确切的记载: 大魏永平三年岁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节都督泾州诸军事平西将军兼华泾二州刺使安武县开国男奚康生造。[28] 他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推崇佛教之因素外,还应与刘慧汪、刘光秀本身为沙门,其发动暴动利用的又是佛教这一史实不无关联。很显然,北魏统治者是在有意利用所谓的“正统佛教”的威力来消除邪教的影响,以达到加强统治的目的。当奚康生任泾州刺史时,宣武帝尚健在,胡灵太后的地位还没有后来那么显赫,但无法否认,胡灵太后当时已有了一定的影响,否则不可能在宣武帝去世之初就能很快独揽政权。“向信佛道”的奚康生之所以能出任泾州刺史,并在那里大兴佛教,或许就与当时身为宣武帝宠妃和太子生母的胡灵太后有关。北魏太和十八年,云冈石窟落成。油漆未干,孝文帝便在新都洛阳营建规模更大的石窟群——龙门石窟。它们因分处南北二地,故又称南、北石窟寺。奚康生于泾州所开南、北石窟寺,想必是对两京石窟模式的仿效。如果此推测不误,那么,奚康生的作为就一定是按朝廷的授意干的,最少应得到朝廷的默许,否则区区泾州,安敢与京都相匹亚。泾州何以能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我们推测还应从胡灵太后为泾州人有关。奚康生于泾州大兴佛事之际,胡国珍尚闲居在安定老家,胡氏又是当地敬重佛教的大族,奚康生不可能不与该家族发生密切的往来。或许这就是当胡灵太后倚重的权臣元叉于正光元年七月囚禁胡灵太后独揽北魏权柄后,身为元叉亲信的奚康生却毅然决然地站在了胡灵太后的一边,于第二年三月发动了旨在反对元叉专权以支持胡灵太后还政的未遂政变的原因。[29]这一戏剧性变化当与奚康生与胡氏家族有着更深远的关系和更为接近的宗教态度有关。 除了北、南石窟寺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庄浪县诸石窟的开凿。虽见不到明确记载,但从现存石窟遗迹看,其最早的造像也可以追溯到北魏晚期。陈家洞石窟的三佛石刻,面目清癯,肉髻高耸,两耳垂肩,施无畏印,足踩莲花。其造型相当生动,刀法非常流畅,为典型的北魏造像。在庄浪石窟中,同属北魏晚期的佛教造像尚有佛沟寺石窟中的大型摩崖造像,同样也是三尊立佛。二者的造像风格与北石窟寺、南石窟寺所见极为相近,给人以他们出自同一工匠之手的感觉[30]。这一因素使人很自然地就会把庄浪石窟的出现与奚康生和胡灵太后家族对佛教的提倡联系起来。--------------------------------------------------------------------------------[①] 《魏书》卷13《宣武灵皇后胡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9页。[②] 据《魏书》卷9《肃宗纪》、《资治通鉴》卷148梁武帝天监十八年正月条,该年正月改令为诏。[③] 《魏书》卷13《宣武灵皇后胡氏传》,第337~338页。[④] 《魏书》卷83《胡僧洗传》,第1836页;《北史》卷80《胡僧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89页。[⑤] 《魏书》卷83,第1936页、《北齐书》卷48,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69页及《北史》卷80,第2690页。[⑥] 《魏书》卷13《宣武灵皇后胡氏传》,第338页。[⑦] 《魏书》卷83《胡国珍传》,第1834页。[⑧] 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然郦道元《水经注》谷水条称其“自金露盘下至地四十九丈。”《魏书·释老志》称:“永宁寺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按范祥雍先生之考证,应以四十余丈为确。[⑨]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载《考古》1973年第4期,第204~206页;《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载《考古》1981年第3期,第223~224、212页;《洛阳伽蓝记校注》,第1~2页。[⑩] 《洛阳伽蓝记校注》,第131页。[11] 《洛阳伽蓝记校注》,第185~186页。[12] 《洛阳伽蓝记校注》,第251~252页;《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42页。[13]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54页,引任城王元澄奏。[14] 《洛阳伽蓝记校注》,第349页。[15]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48页。[16] 《魏书》卷53《李玚传》,第1177页。[17] 《魏书》卷67《催光传》,第1495~1496页。[18] 《魏书》卷67《催光传》,第1496~1497页。[19] 《魏书》卷78《张普惠传》,第1737页。[20] 《魏书》卷66《李崇传》,第1471页。[21]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44~3047页。 [22] 在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中,有专节收录“北魏造像题记”,但这几则题记都未见收录。本录文为龙门石窟研究所张乃翥先生所抄赐。谨志此鸣谢。 [23] 该题记拓片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朝卷第4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86页。[24] 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281页。[25] 刘汝醴《关于龙门三窟》,载《文物》1959年第12期(收入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研究论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56~61页)。[26]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志》第15卷《龙门石窟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0~151页。[27] 《魏书》卷73《奚康生传》,第1633页。[28]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寺文管所《庆阳北石窟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9页。[29] 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95~297页。[30] 程晓钟、杨富学《庄浪石窟》(《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别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

内容提要:邺城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东汉以后,成为河北地区(泛指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中原北方东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六朝国都,也是十六国以来中原北方地区佛教传播、发展的初始地之一。通过梳理早期佛教史料,结合近年来邺城考古的新发现,本文对十六国至北魏时期邺下佛教史迹文物进行钩沉索隐,分析了邺城地区佛教初传阶段的师承脉络和造像传统。一、十六国时期的邺城佛教根据文献记载,邺下佛教初兴于十六国时期。三、邺下佛教史迹文物钩沉尽管史料中常见十六国时期邺下立寺造像方面的记载,由于时代久远,现今存世的4和5世纪的佛教遗迹和遗物可谓凤毛麟角。

佛教;图;邺城;高僧;十六国;文物;刊行;中原北方;佛法;考古

内容提要:邺城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东汉以后,成为河北地区(泛指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中原北方东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六朝国都,也是十六国以来中原北方地区佛教传播、发展的初始地之一。通过梳理早期佛教史料,结合近年来邺城考古的新发现,本文对十六国至北魏时期邺下佛教史迹文物进行钩沉索隐,分析了邺城地区佛教初传阶段的师承脉络和造像传统。

关 键 词:十六国/北魏/邺城佛教

作者简介:何利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扼华北平原南北交通之要道,东汉以降,邺城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及发达的农耕经济,成为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古河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历为三国故地,六朝古都。公元前后传入中土的佛教于十六国时期在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得以广泛传播,由最初的星火传承渐呈燎原之势,并最终取代长安、洛阳,成为6世纪中期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

一、十六国时期的邺城佛教

根据文献记载,邺下佛教初兴于十六国时期。值此中原北方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之际,西域高僧佛图澄来到河北,以其德行及神异之术为后赵石勒信服礼敬,尊称为大和尚,凡事必咨而后行。佛图澄借此劝诫石勒悯念苍生、多行仁政,中原士民受益良多,官宦士族及各族百姓由是奉佛者日众。

《高僧传》载:“竺佛图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以晋怀帝永嘉四年,来适洛阳。志弘大法,善诵神呪,能役使鬼物……欲于洛阳立寺,值刘曜寇斥洛台,帝京扰乱,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潜泽草野,以观世变。时石勒屯兵葛陂,专以杀戮为威,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军门……勒喜曰:‘天赐也。’召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呪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谏曰:‘夫王者德化洽于宇内,则四灵表瑞。政弊道消,则彗孛见于上。’……勒甚悦之。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1]

石虎即位后,于335年将都城从襄国迁至邺城,更奉佛图澄为“国之大宝”,倾心礼敬。而民众则竞相出家奉佛、营造寺塔,从而引发了佛教史上最早的华夷之辨,其结果是佛教从制度上列入后赵供奉的宗教信仰。

中书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尝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2]

佛图澄在邺弘法期间,威望日重,声名远播。海内外名僧前来求学受教者络绎不绝,邺下佛学渐成体系,僧团规模初具雏形,佛法之盛,前所未有。澄公门下,弟子众多,既有竺佛调、须菩提等数十天竺、康居名僧,不远万里,追随闻法,亦不乏大量中土名士跨关渡河,前来受教。知名者如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道安、法雅、法汰、法和、僧朗、安令首尼等。法雅创立格义,法汰弘教江南,法和授徒蜀中及西北,而尤以释道安最为南北人望,其博学多识,德行卓越,著述丰厚,集汉代以来般若、禅法、毗昙诸学于一身,又兼创立僧团仪式、行规戒律、礼忏仪轨等,堪称中国早期佛教发展传播过程中划时代的关键人物[3]。

释道安,常山扶柳人,12岁出家,后入邺师从佛图澄,极受推重。348年,佛图澄去世后,道安成为邺下事实上的佛教领袖。这一时期,后赵内部争夺皇位内乱不已,冉魏、前燕先后占据邺都,中原北方地区烽火连月,百姓生灵荼炭。《晋书》详载后赵末年以后之乱象:

邺中饥,人相食。季龙时宫人被食略尽。[4]

……人物殲矣,贼盗蜂起,司冀大饥,人相食。自季龙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5]

为躲避战争和灾荒,道安率同门子弟在邺城周边四处迁移,先后驻锡于濩泽、飞龙山(今河北鹿泉、元氏之间的封龙山)、太行恒山、邺下受都寺和华林园、牵口山、王屋女休山等地[6],最终经陆浑(今河南西南部之嵩县)、新野,南下襄阳。

《高僧传》载:“后避难潜于濩泽。太阳竺法济、并州支昙讲《阴持入经》,安后从之受业。顷之,与同学竺法汰俱憩飞龙山……安后于太行恒山创立寺塔,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至年四十五,复还冀部,住受都寺。徒众数百,常宣法化。时石虎死,彭城王石遵墓袭嗣立。遣中使竺昌蒲请安入华林园,广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国运将危,乃西适牵口山。迄冉闵之乱,人情萧素……遂复率众入王屋女休山。顷之,复渡河依陆浑。”[7]

365年,为避前燕掳掠,道安率众四百余人南迁。在长年的流徙途中,道安深悟乱世凶年,佛教不依附世俗皇权则难以自立,痛感聚则不立,散无不可,且佛法之教化,亦赖于僧众之广布,于是在新野和襄阳两次向各地分派徒众,其同门及弟子先后遣往建康、扬州、荆襄及川蜀诸地。

俄而慕容俊逼陆浑,遂南投襄阳。行至新野,谓徒众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乃令法汰诣杨州……法和入蜀……安与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渡河夜行。[8]

伪秦建元九年(应为十四年,378年),秦将苻丕寇斥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后欲往罗浮山,及届浔阳,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9]

此次道安率众南迁并分张徒众事件在佛教史上意义非同寻常。邺都僧众由是广布大江南北,邺下佛学始得传承并宏扬光大。从365年起,道安居襄阳15年,同门弟子从之者数百人,知名者如竺僧辅、昙翼、法遇、昙徽、慧远、慧持、慧永等。道安及其门下在襄阳整理经籍,确立戒规,广修寺舍,讲经说法,般若和弥勒净土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荆襄佛法之盛,莫过于此[10]。弟子慧远,自太行恒山从道安出家后,长年追随,承其衣钵,后入庐山,亦为一代宗师。另如竺法汰,少与道安同学,避难至新野时,受道安委派,与弟子四十余人弘教东南,后至建康,深受晋简文帝敬重,为帝开讲《放光经》,王侯公卿及四方各界名士云集闻法,门下弟子昙壹、昙贰及竺道生等均为江南名僧[11]。东晋时期,蜀中原本少闻佛法,道安同门法和受遣率众入蜀,后道安弟子昙翼、慧持也辗转入川,蜀中佛教自此日渐兴盛[12]。

379年,道安西入长安,为前秦苻坚深相敬重。道安在长安七年,大力从事译经事业,并于382年东赴邺下省视先师佛图澄寺庙,同时令西域僧人鸠摩罗佛提在邺城的佛寺中翻译出《四阿含暮抄经》。

余以壬午之岁八月,东省先师寺庙。于邺寺令鸠摩罗佛提执胡本,佛念佛护为译,僧导昙究僧叡笔受,至冬十一月乃讫。此岁夏出《阿毘昙》,冬出此经,一年之中,具二藏也,深以自幸。[13]

另有名僧竺僧朗,早年亦师从佛图澄[14],与道安同学。后入泰山,于金舆谷创立精舍,授徒讲学。僧朗曾设金舆谷之会,道安、法和远道赴会,共襄盛举。泰山朗公声名播于四海,东晋孝武帝、前秦苻坚、后秦姚兴、南燕慕容德、北魏拓跋珪先后或征召赐地、或投书致敬[15]。

十六国时期出生或经行邺下的名僧还有竺僧辅、释法瑗、释僧叡等。僧辅本为邺人,学通诸论,曾与道安同隐于濩泽,精研佛法。后南憩荆州上明寺,笃奉弥勒,东晋琅瑘王荆州刺史司马忼请为戒师[16]。法瑗本陇西人,家世名门,初事梁州沙门竺慧开,承师嘱外出游学,经涉燕赵,去来邺洛,后返梁州,入成都,下建邺等地弘法[17]。僧叡,魏郡长乐人,少投僧贤出家,尝从僧朗听放光经,并参与邺下译经,颇有令誉。后游历至长安,后秦姚兴慕名召见,盛赞其为四海标领、邺卫松栢[18]。姚秦弘始三年,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在姚兴主持下掀起了中国古代译经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僧叡与僧肇、道生、道融参证其事,成就最大,并称什公门下四大弟子,被誉为关中四圣[19]。

本文由恒大彩票登录发布于历史 / 中国史,转载请注明出处:胡灵太后与北魏晚期佛教

关键词: